史弥远这个算盘，吴浩也看的清楚：
无非是用吴浩统兵大员的身份，给皇帝施加压力。
目下，真正意义上的“统兵大员”，只在宋金对峙的前线。
西路的四川，一团乱麻，指望不上就不是一团乱麻, 传统上，四川的封疆大吏，亦极少对中央的大政指手画脚。
四川地域广大，出产丰富，地理上，却是封闭而独立，尽有身在朝廷时一副忠臣孝子模样的, 进了川，就起了异心的, 譬如韩侂胄北伐时的吴曦；又譬如秦朝的蜀相陈庄哦，彼时还是秦国。
吴曦是吴璘的孙子；吴阶、吴璘兄弟经营四川多年，吴曦叛宋，除了错判形势，也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将四川当成他们吴家的私产了。
所以，为避嫌，四川的封疆大吏很少对朝廷大政发表意见况乎立太子这样的超敏感话题
中路的襄樊，统帅是赵方，留意，此君的头衔是“京湖制置大使”，吴浩的“淮东制置使”没有那个“大”字，可见地位有别。赵方帅边多年，去春金欲“取偿于宋”，不逞于中路，就是赵方的主持之功, 襄樊保卫战立下大功的孟宗政, 也是在他的麾下。
说多一句, 孟宗政有个儿子, 名曰孟珙。
赵方资格老、本事大、脾气硬，史弥远根本不能指望他来替自己火中取栗。
so，就剩下东路的吴浩了，碰巧，你还是我的人，so，这件事情，不找你办找谁办
这件事，是真特么火中取栗。
事实上，照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基本是儒家的观点啦，天子无私事，统嗣大事，关乎社稷盛衰，是“国本”，绝不只是天子的“家事”，而士以天下为己任，不可以不弘毅, 天子以何人为嗣，吾等绝对有发表意见的权力；同时, 在这个问题上, 天子也绝对有“兼听”的义务。
特别是，目下还是宋，不是明，更不是清。
但是，有个前提或曰潜规则，这个权力，只限于“士”即文官，不包括武将。
所以，岳飞当年建议高宗立其养子赵瑗为储，高宗责备他说，“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话说的很重，也很直白，岳飞听了，“面如死灰”，“声落而退”。
事实上，岳飞是因收到金国欲放归钦宗太子赵谌的谍报，才向赵构提议立储，以示国本已固，大位有归，既绝了敌人的觊觎，又确定了高宗的正统，是真心实意的为赵构好，为国家好。
其实也是正办赵瑗就是后来的孝宗，折腾来，折腾去，二十五年后，到底还是立他为太子了。
当然，二十五年，是段很长的距离，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主张立储的，并不止岳飞一人，宰相赵鼎为首的一派，也是主张立储的。
但就因为岳飞是统兵的武将，被皇帝指责完之后，又被赵鼎等文官指责，“飞不循分守，乃至于此”在文官们看来，岳飞此举，是“越权”侵犯了文官在统嗣大事上发言的“专有权”。
说起来，岳飞和赵鼎的私交，还算好的呢。
岳飞不晓得这个潜规则吗不，他晓得的。
岳飞将自己欲建言官家立储的决定告知幕僚薛弼，薛弼劝他说：“身为大将，似不应干预此事。”岳飞回道：“臣子一体，也不当顾虑形迹。”
岳飞，是真正为国、为民、为君主而不计自身利害的。
并不是所有的文士都认为岳飞“不循分守”，吴浩很不喜欢的朱熹，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支持岳飞的。
朱熹对高宗的表态表示不解，“此等事甚紧切，不知何故恁地说”接着称赞岳飞，“如飞武人，能虑及此，亦大段是有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