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说：“要这样说，双方的指挥员都没什么失误，正面强攻和侧翼迂回都不可取，那只好这样僵持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李云龙笑道：“傻小子，进攻和防御不仅是在一个平面上，还应该是立体的，也就是说应该从空中、地面和地下组织进攻和防御。当然，按现在双方的条件，可以忽略空中进攻，因为双方谁也没有直升机。可是忽略了地下这个层面就太愚蠢了。”
赵山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您是说地下有通道？”
“没错，这个城市的下水道修建工程我们部队也参加了，污水主干线的管道里能并排走两个人，这就简单了，有个小型的突击队就够了，只要端掉对方的指挥部，对方就会不战自溃。我刚才用远望镜仔细观察了，双方防区内下水道井盖好像都没有采取措施，这几乎是致命的疏忽，任何一方先想到这点，这仗就不用再打啦。”
李健不以为然道：“爸，您参加过修建工程，可他们哪儿知道这下水道的事？”
“一个普通人想不到这些当然没什么，可一个指挥员就应该想到，在战争中任何微小的疏忽都会付出血的代价，没想到根本不是理由，谁没想到谁就是蠢货，就不配当指挥员。”
李云龙一想起这两个前志愿军团长就怒不可遏，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打仗闹事倒尚在其次，最使他愤怒的是，这两个家伙的战术思想竟如此僵化，如此平庸。在李云龙看来，这两位的指挥能力当个连长都勉强，居然还当过团长，看来，不光这两个家伙是蠢货，连提拔他们的人都是蠢货。
“啪！”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烟囱顶部的棱线下，不知是哪方的狙击手发现了烟囱上有人，先开了一枪，紧接着，机枪和冲锋枪就打响了，子弹“嗖嗖”地掠过。李云龙安慰孩子们：“别害怕，梯子一侧是射击死角，大家慢慢下，撤退！娘的，欺负老子没挺机枪，敢向老子开枪……”
李云龙组织“战地参观团”一事被田雨知道了，气得田雨一天没吃饭，她向李云龙大发其火：“我看你脑子有毛病了，一看见别人打仗就激动，自己去还不算，把孩子们也带去，你知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咱们自己的孩子先不提，要是赵家兄妹出点儿问题，咱们怎么对得起赵刚和冯楠啊？我就不明白，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要是自己去打仗激动一下还情有可原，怎么见到不相干的人打仗他也激动？即使是拿破仑对战争也没像你这么狂热，快60岁的人了，也不觉得难为情……”
面对妻子的责难，李云龙讪讪地蔫了，一句嘴没敢回。他知道自己近来由于心情压抑，做了些过分的事，比如整治马天生，事后也有些后悔，一个堂堂军长，怎么心胸如此狭窄，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就像个农村孩子，偷偷去堵仇人家的烟囱。这次爬烟囱也是，要真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
杜长海此时正在他的指挥部里和他新委任的参谋长张重密谈。杜长海很久没有这样的谈话对象了，他手下当过兵的人不少，可真正懂战术的职业军人，除了张重就没有第二个人了。今天他俩讨论的题目是杜长海拟定的，叫“城市巷战中步炮配合战术”。杜长海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向天花板吐出了一个大烟圈，烟圈翻卷着徐徐上升，就像核爆炸产生的蘑菇云。他说：“我崇尚拿破仑的名言：一个将领，应该把炮火使用得像自己的手枪一样自如。他的原话记不清了，原意大概是这样。在现代战争中，炮兵被认为是‘战争之神’。你很难想象没有炮火的支援，仅靠轻武器如何能获得胜利。在我们炮兵的眼里，步兵手中的机枪、冲锋枪简直像玩具一样，纯粹是小打小闹。”
张重笑了笑说：“你的观点太偏激了。现代战争需要诸兵种的协同，离了谁也不行，城市巷战中解决战斗主要靠轻武器和手榴弹，大炮可当不了主角。”
“不对。”杜长海反驳道，“一个多层的建筑物，它的所有窗户都可能是对方的火力点，你用轻武器和守军对射是愚蠢的，最干脆的办法是用大炮轰垮建筑物，把守军活埋掉，这是最省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城市巷战中，炮火的使用无非是两种方式：第一，用小型的直瞄火炮进行有选择的射击，就像我们上次对西区的攻击一样，这种方式固然可以直接命中对方的火力点，但炮手也直接暴露在对方的火力覆盖下，在直射火力下，双方被命中的概率是对等的，况且城市的建筑物太多，地形复杂，有些火力点构筑在你的火力死角上，这种战术弊端太多，推进速度慢，伤亡也大；第二种方式就简单得多，用重炮向一个区域集火射击，落弹面积以平方米计算，火力覆盖后的区域内，有生目标将全部被摧毁……”
张重正在喝水，手一哆嗦，水都洒到胸前了，他打断杜长海的话反驳道：“这里面有个前提，要看这场巷战发生在哪里，如果是在敌方的国土上，你可以不必考虑炮火的破坏力，反正打烂的是敌方的城市，你的目的是歼灭敌国的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抵抗，使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比如‘二战’时的柏林战役，城市几乎被打毁了一半。如果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你必须要考虑到炮火对城市的破坏和平民的伤亡。我国城市的特点是人口密度太大，低矮建筑密集，每一颗炮弹都能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我军在解放上海时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严禁各部队使用炮火，只用轻武器也照样占领了城市。”
杜长海嘲笑道：“亏你还当过军官。战争就是使用暴力这种极端手段，战争是什么？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能不流血吗？战争中平民伤亡从来就是军人的数倍，这是规律，是避免不了的。惧怕伤亡就没有胜利。你刚才提到1949年的上海战役，我也记得，我军在攻击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时伤亡惨重，原因是对面的百老汇大厦是个巨大的火力支撑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仅靠轻武器就想冲过苏州河，根本不可能。其实，要是个爱惜战士生命的指挥员，不管什么禁令不禁令，用一个榴弹炮团就轰垮了它，能减少多少伤亡？一座楼嘛，打毁了可以重建，打仗不能太小家子气，要有点气魄。军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胜利，至于手段，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用。”
张重倏然变色道：“我明白了，你说了半天，无非是一个意思，对西区的进攻，非使用重炮不可？”
杜长海毫不理会张重的脸色说：“当然，我已经决定了，咱们的本钱有限，拼伤亡咱们拼不起，打仗不能硬拼，要打巧仗，火力可以弥补兵源的不足，不过咱们现有的152加榴炮还不够，我现在对130火箭炮团很有兴趣。”
张重用商量的口吻说：“老杜，我看这件事还需要从长计议。第一，听说野战军已进入一级战备，宣布如有抢夺军火的，一律开枪自卫，咱们现在去抢火箭炮，肯定会和军队发生冲突，一旦开火事情可就大了。第二，就算搞到了火箭炮，咱们能真向西区射击吗？你知道，那玩意儿太厉害，一门炮十九颗炮弹，能覆盖多大的面积？要是数十门炮……老天，你不是开玩笑吧？你真下得去手？一次齐射能毁掉半个城市，老杜，你该不是脑子出了毛病……”杜长海沉下脸训斥道：“我看你才脑子出了毛病。毛主席说：对反革命分子绝不能施仁政。老张啊，反革命分子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他们在杀害我们的战士，不把他们消灭行吗？我看你的是非观念非常模糊，立场也有问题。我要问问你，你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你对《解放日报》的那篇社论《‘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张重不是个善于辞令的人，在杜长海的一连串逼问下显得理屈词穷。他嘟囔着：“咱是个小老百姓，关心那么多大事干啥？其实……都是老百姓，都无仇无冤的，观点不同吵两句骂两句也就算了，干吗这么你死我活的？动枪不算还要动炮……”
杜长海恨铁不成钢地教训道：“糊涂呀，麻木呀，要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想，那谁来革命？谁去解放全人类？谁去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当年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这种麻木痛心疾首。想不到，直到今天还有你这样麻木的人。老张啊，你真该好好学习学习呀。”
张重不以为然地说：“好好。关于我的学习问题以后再说，关键是现在该怎么办？”
杜长海果断地说：“今晚就行动，多派些人去，我就不信驻军敢向革命左派开枪，那个姓李的军长没这个胆子，全国还没这个先例呢，再说野战军的马政委也是支持咱们的。”
张重叹了口气说：“我没啥好说的啦，咱们各尽各的职责，干吧。”
杜长海笑了：“这就对啦，有意见可以保留，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
田雨近来有些手忙脚乱，家里凭空添了四个孩子，操心的事太多了。自从前两年保姆张妈去世后，家里就再也没请保姆，只有个厨师是按李云龙的职务配的。这个八口之家的家务可不是厨师的职责。李云龙从不在家庭生活上操心，他认为多了四个孩子不过就是吃饭时多摆四副碗筷的事，他喜欢家里热闹，巴不得再多来几个孩子。但是田雨却不能不操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孩子们如脱缰的野马，可是没人管了。都是半大不大的孩子，成天无所事事，最容易出问题，更何况外面炮火连天的战事正猛。赵家兄妹四人由于从小的家庭环境，性格都比较安静。李健已经是中学生了，早过了调皮捣蛋的年龄，唯独李康正是讨人嫌的年龄，三天两头在外面惹是生非。这事赖不着别人，好像和李云龙的遗传基因有点关系，至少田雨是这么认为的。
那天李康和别的孩子不知为什么动手打了架，对方比他大两岁，显然已不属于一个级别了，交手没几下李康就放弃了抵抗。当他捂着被打肿的半边脸回家时，正碰上李云龙出门，李云龙一见便拉下了脸，他不问打架的缘由，只问过程，当得知李康挨了打就放弃了抵抗时，李云龙便勃然大怒：“娘的，什么叫打不过？打不过就不打啦？怎么跟他娘的汪精卫一个论调？真给老子丢脸，我咋养出这么个熊儿子来？”他一怒之下，命令李康在客厅的壁炉前罚站两个小时。临走还留下三个问题供儿子参考：一、为什么屡战屡败？（因为打架吃亏已不止一次了。）二、为什么一见对方比自己大就放弃了抵抗？这是否有欺软怕硬的思想在作怪？三、如何吸取教训？
李云龙走后，李康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去罚站。站一会儿倒没什么，可那三个问题使他很伤脑筋，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答案？他心里实在没底。正想着，他的两个大哥——李健和赵山回家了，他们见老弟在罚站便问了缘由。在哥哥们的指点下，李康很快写出了一份书面检讨：一、因为敌强我弱，所以总打败仗。二、因缺乏我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致使还未交手便已怯三分，未能以气势夺人。三、今后要知彼知己，不打无把握之仗，应充分创造条件造成局部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依不饶，打得对方讨饶为止。写罢检讨，两个哥哥找出了三根体操棒，对李康说：“走，找那小子报仇去。”当天晚上，那孩子的家长就找上门来告状了，因为他家孩子的脑袋挨了李康一体操棒，肿了个核桃大小的包。当时李健和赵山在一边看着，只是起了威慑的作用，李康自然变得骁勇异常。李云龙义愤填膺地向那家长声称，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三个小兔崽子，太不像话了。
田雨在一边冷眼看着没说话，她都知道一旦人家走后李云龙会说些什么。果然，等李云龙把人家客客气气送出大门，一转身便喜形于色道：“喂，这几个小兔崽子，总算长了点儿出息。”
田雨对丈夫这种“护犊子”的行为很不满，她说：“老李，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不问谁对谁错，打赢了就表扬？你这是在培养孩子身上的暴力倾向。这个世界已经充满暴力了，你还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家里来？”
“哪儿这么严重？孩子打架嘛，打打也好，从小就要培养男孩子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能因为打不过就不打了，这是汪精卫的汉奸论调，打架和打仗一样，气势上不能垮，就算战死也比当亡国奴强。”
“老李，你怎么胡搅蛮缠呢？这和亡国奴有什么关系？这是两回事嘛。”
“就是一回事。”
“你不要偷换概念好不好？”
“我没偷什么概念，是我李云龙的儿子就不能当熊包软蛋，打架和打仗一样。”
“真不讲理，和你简直没法谈……”
“那就别谈了……”
没过几天，又是李康惹了祸。他与赵水和赵长捉住了一只野猫。来自北京的赵水、赵长发现一个问题，和北方的猫相比，南方的猫长得很不招人待见，小脑袋、长身子、短毛，很有点儿贼眉鼠眼，不像个正派猫。李康建议要惩罚一下这个小脑袋、长身子的东西，三个孩子便兴致勃勃地设计了一场恶作剧。他们把一块浸了汽油的棉花绑在猫尾巴上点燃，受了惊的猫从院子里蹿进了客厅，在家具间上蹿下跳，把窗帘都点燃了，幸亏田雨当时在家，她用水浇灭了火，不然非酿成火灾不可。
田雨近来心情极为压抑，“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她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她毕竟是个有思想并善于思索的女人。她目睹了运动初期愈演愈烈的抄家，残酷的批斗，对人精神和肉体令人发指的摧残，受难者血淋淋的尸体，同一种族间的自相残杀，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的流血和死亡。此时的田雨已非彼时的田雨，多年来，她不停地在历史与现实中徘徊，在书本中探寻历史的残梦和悠远苍茫的文化感悟，在感悟人生方面她已渐渐超越了时代。历史真是面镜子，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她看清楚了，1957年那场使大批知识分子沦为贱民的“反右”运动，不过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预演罢了，此时，这个民族真是大祸临头了，这个丧失理性的社会，似乎已抛弃了以往美好的传统。道德、爱心、良知和尊严都已不复存在，人类最为卑劣邪恶的品质则体现无遗，道德大面积地滑坡，这个可爱而又麻木健忘的民族，正坐在一列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列车上，毫无察觉地被已出轨的车轮急速地带向深渊。她自己也坐在这列火车上，是这样痛苦和无奈，她的父母曾为阻止列车的毁灭而努力过，他们已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此时的田雨能做什么呢？
孩子们的恶作剧把田雨气得几乎发了疯，使她愤怒的倒不是因为险些酿成火灾，而是孩子们虐待小动物的那种残忍的心理。她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纯洁的孩子变得这样毫无爱心？是谁教他们的？这种以虐待小动物为乐事的性格一旦形成，将来的社会无疑是可怕的。田雨被气得浑身哆嗦，她抄起鸡毛掸子在三个孩子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了几下。李康是李云龙一手调教出来的，对挨揍已习惯了，他揉揉屁股便逃出了客厅。赵长上次玩儿枪已经挨过李云龙的皮带了，他同时也记住了李家的家规：从来就没什么“说服教育”，犯了错误就得挨揍。他咧了咧嘴，总算忍住了没哭。
而赵水是个女孩子，从没挨过打，连李云龙上次都对她网开一面，只作罚站处理。她没想到平时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田雨妈妈今天竟成了这副凶样子，打人打得这么狠。赵水的心里委屈极了，很自然地就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她，即使她有了过失，母亲也是和颜悦色地给她讲道理，使她主动认错。母亲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她经常搂着女儿亲吻着，给她轻轻地唱一支歌催她入睡，那种温馨的母爱如春风拂面使她难以忘怀，至今想起，仍依稀有如天国中传来的歌声。赵水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她无声地哭了。
田雨余怒未消地问道：“赵水，你犯了错还有理了？哭什么？”
赵水哭成了泪人，她抽泣着说：“我想我妈妈……”田雨像是被闪电突然击到似的身子僵直地怔住了，她的思维一下子中断了，停止了……冯楠的面容在她眼前倏然闪过，她的心脏就像猛地挨了一刀，汩汩地流淌出鲜血，她在刹那间就垮了下来，泪如泉涌地抱住赵水泣不成声道：“赵水、赵水，原谅妈妈、原谅妈妈……妈妈不该打你，妈妈一时昏了头，妈妈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妈妈保证不再打你了……我的女儿，你能原谅妈妈吗……”
仿佛有人突然打开了一道感情的闸门，压抑许久的情感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她的痛苦、她的委屈、她的悲凉、她的愧疚……刹那间都从心灵的渊底迸发出来，与现实的惨痛骤然相撞。她痛哭着向冥冥之中的冯楠忏悔着：“原谅我，冯楠，我不是故意的，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实在是一时糊涂啊！冯楠啊，我后悔啊，我后悔死了……我当初为什么要让你和赵刚见面啊，是我害死了你啊，我将来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你们……冯楠啊，咱们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天理了……连你们这么优秀的一对儿……都活不下去了……你告诉我啊，冯楠，这是为什么……”田雨紧紧地抱着赵水，一刻也不敢松开。这是冯楠的骨肉，是她生命的延续，冯楠和赵刚的鲜血还在这个女孩的血管里流动，只要他们的女儿在，他们的灵魂就不会远去，他们一定在云端默默地注视着田雨呢。田雨感到一阵欣慰，像拥抱着好朋友的灵魂，她说什么也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赵刚和冯楠的灵魂就会突然逝去。
杜长海喜欢驾驶汽车，在炮兵团时，他经常亲自开着火炮牵引车，练出一手熟练的驾驶技术。转业以后，就没了开车的条件，一个小小的处长是不会配备汽车的。他每天上下班只得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心里憋屈得要命。“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打碎了一切旧的等级观念，杜长海透过混乱的社会现象，发现一丝曚曚昽昽的曙光，自从坐上了“红革联”第一把交椅，他终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专车、秘书和警卫都有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像他这种没有背景又缺乏过人特长的人，在处级的位子上累死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实际利益。他不喜欢轿车，只对吉普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种车型最适合军人，尽管他早已退出现役，成了老百姓，但他在心里永远把自己当个军人。当时尽管北京产212吉普车已经问世，但产量少得可怜，连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时，乘坐的车也不过就是212吉普。杜长海之流就别想轻易见到了。他退而求其次，给自己配备了一辆苏联20世纪50年代出产的“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的越野性能使他很满意。他每次出行的程序是这样安排的：自己亲自驾驶吉普车，副座坐着秘书，后排是两个抱着56式冲锋枪的贴身警卫，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上面坐着他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他这种排场是显得张扬了些，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杜长海一言蔽之：这是工人的力量。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使杜长海的警卫员们在20年后还心有余悸。他的一个贴身警卫是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认为那天晚上姐夫真是撞见鬼了，因为当时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已上车就绪，目标是离市区几十公里的驻军火箭炮团。等了一会儿，杜长海才姗姗来迟，那天晚上他显得很兴奋，他像大人物似的向等候在卡车上的几百名部下挥挥手，一反常态地要求大家唱个语录歌提提士气。要知道他是个没半点音乐细胞的人，哪怕是唱上一句也要跑调，所以他很自觉地把这个弱点隐藏起来，从来不提唱歌的事。这样说来，那天晚上杜长海就显得不太正常了，他竟然给大家起了个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他严重跑调。杜长海没有发怒，而是宽容地说：“别笑，别笑，大家都严肃点儿。今天咱们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任务，士气是很重要的。接着唱，接着唱。”杜长海在乱哄哄的语录歌声中拉开吉普车的车门，小舅子殷勤地给他关上门，杜长海隔着车窗对小舅子嘱咐道：“告诉你姐，我今晚不回家了。”小舅子见他扭动钥匙发动车子，就在他扭动钥匙的这一刹那，“轰！”一声巨响，杜长海垂直向上从吉普车的帆布顶棚中穿过飞起七八米高。当然，也有的目击者坚持说绝不止七八米高，至少飞起十几米高，并为此事抬了20年的杠。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这起爆炸案是阶级敌人干的，其最大嫌疑自然是“井冈山兵团”。逻辑是现成的，反革命分子把革命组织的杰出领导人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然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但问题不在这里，令人惊讶的是，与杜长海近在咫尺的小舅子却连根汗毛也没伤着。看来爆炸力不是向四周扩散的，而是集中向上爆发的，犹如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杜长海的屁股，把他抛向半空，连吉普车都没受到什么损坏，换个座位，补补顶棚就行了。
事后，杜长海的小舅子擦着冷汗说：“当时“轰”的一声响，我姐夫就飞出去啦，他人还在半空里，我就明白啦，唉……”杜长海的死亡使“红革联”冲击火箭炮团的计划彻底流产了。“红革联”一派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杜长海的几个副手为争夺这个空出的权力交椅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反目。“红革联”的广播站向整个城市沉痛宣告：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兵团”杀害杜长海烈士罪责难逃，他们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红革联’广大战士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随后，庄严沉痛的哀乐缓缓地飘向城市的各个角落。
“井冈山兵团”的广播站自然不能闲着，他们特地将巨型喇叭增加到十个，广播员慷慨激昂的声音变成巨大的声波传向整个城市：“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阶级敌人的造谣诽谤丝毫无损‘井冈山兵团’的光辉形象，反动组织的头头杜长海之死，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反革命分子杜长海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作为对哀乐的回敬，这边也放起了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在政委马天生的办公室里，马天生叫来工兵营营长，他把杜长海死亡的现场报告递给了工兵营长说：“这种爆破技术很专业呀，你行吗？”
工兵营长看了报告后啧啧赞道：“是很专业，这是一种定向爆破，目的性很明确，不想伤及周围的人。我想这个爆炸装置有可能是这样安置的，把炸药装进一个坚固的金属容器里，容器除上面开口，其他处是封闭的，引爆是用电雷管，雷管导线和汽车的点火钥匙处连接，扭动钥匙，汽车电瓶的电流引爆电雷管，爆炸力只能从金属容器的开口处喷发，事后趁乱把容器拿走就行了。这种定向爆破的难度在于装药量的计算，容器的壁厚和装药量有一定的比例，装药多了，会连容器一起炸碎，少了不起作用，要计算得很精确。这是谁干的？够他妈的专业的。”工兵营长赞不绝口。
工兵营长走后，马天生点燃一支香烟，在烟雾缭绕中陷入沉思，谁干的？“井冈山兵团”似乎没这个本事，干掉一个小人物总要有点儿目的吧？此事的背后似乎迷雾重重……
在李云龙的办公室里，化名张重的特种分队军官梁军正坐在沙发上抽着李云龙的“中华”烟，而李云龙正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沉思，半晌，他才问道：“为什么这样干？”
梁军站起来回答：“我做了工作，该说的都说了，杜长海已进入疯狂状态，上甘岭的炮战他还没过足瘾，这次武斗是完成他梦想的一个机会，他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没有别的办法能制止他，只好出此下策了。1号，昨晚我一宿没睡着，心里挺不是滋味，他不是坏人，只不过是鬼迷了心窍，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1号，您知道，我是个军人，不是特工人员，头一次干这活儿，心里总有点儿……负罪感，但形势已不容我考虑：第一，那天晚上他纠集了四百多武斗队员，冲击目标是火箭炮团，而火箭炮团已接到军里的命令，一旦遭到攻击，立即开枪自卫。那天晚上，如果我不进行阻拦，势必要造成大规模流血冲突，其结果对您会非常不利，因为军队和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先例。第二，退一步讲，如果杜长海用老人和妇女打头阵，我军肯定下不了手开枪，其结果必然是火箭炮被抢，这些炮到了杜长海这个疯子手里麻烦可就大啦。我敢肯定，他马上会对西区来个集火射击，那种炮弹爆炸能产生三千多摄氏度高温，能霎时把坦克的装甲化成铁水。就凭这一点他就该死。这个人在政治上是个糊涂蛋，如果他真把西区炸成平地，恐怕连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不住他，大祸一旦惹出，谁会为他承担责任？早晚他得当替死鬼。将来枪毙他十次，也抵偿不了这么多人命，与其这样，不如趁他没来得及惹事之前干掉他，这才能避免灾难。1号，我梁军一人做事一人当，将来有人追查，我顶着就是。”
李云龙说：“你少充好汉，即使将来有事，也轮不到你来顶。你干得对，这个愚蠢的家伙，他净想圆他的梦了，却不惜毁掉城市，不惜伤及无辜，这算什么军人？只能算屠夫。我怎么也搞不明白，咱们的军队怎么培养出这么个蠢货来？居然还当过副团长！就算他闲得难受，想表现一下军人的勇气，办法很多嘛，把对手找来，一对一地干上一场，哪怕打输了也算条汉子。可这个浑蛋却要用炮来表现自己，82炮玩着还不过瘾，还想玩玩火箭炮。要让他玩痛快了，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娘的，他在玷污军人的称号，损害军人的荣誉，这个人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不干掉他天理难容。”
梁军接着汇报：“昨天我和段鹏、林汉汇总了一下情报，觉得形势不容乐观。‘红革联’的头头虽然死了，但它的组织系统还在，它的成员都很激进，杜长海的死只是暂时解除了炮火对城市的威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斗的问题。据我们的情报，‘红革联’已选出了新的指挥班子，很有点同仇敌忾的意思。至于‘井冈山兵团’已连开了几次作战会议，目的只有一个，要继续作战，用武力扫平‘红革联’。前些日子企图冲击军事禁区，被段鹏他们打了个小伏击，那个邹明似乎老实了几天。但危险并没有消除，这个组织的人数很多，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处于第一线的武斗队员中复员军人所占的比例很大，尤其是在前一段的武斗中，伤亡了几百号人，目前在这个组织内部，从上到下都蔓延着一股急于复仇的强烈情绪。这种团体的复仇情绪，不是个人能制止的。邹明如果不想继续打下去，马上会触犯众怒，会被立刻改选掉，新的头头也许会更疯狂。1号，我们一致认为，以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和本市武斗规模的升级看，仅靠我们特种分队小规模行动是制止不了武斗的。现在唯一可行的是宣布对本市实行军管，出动部队对双方实施强行缴械，对敢于反抗的坚决镇压。这恐怕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搞清：第一，武斗在全国蔓延，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不是不清楚，但却没有任何指示要制止武斗。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最高决策层的本意是什么？是希望武斗愈演愈烈呢？还是希望能迅速平息？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在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如果是后者，那么江青同志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解放日报》的社论又作何解释？这岂不是火上浇油吗？第二，关于军队支左的问题，这条指示太笼统、太模糊，谁是左派？标准是什么？支左支到什么程度？是光喊喊口号呢，还是提供武器弹药，或者干脆出动部队参战？第三，如果前两点都得不到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准确答案，那么我们将面临着两种选择，无论你走哪条路都要承担极大风险，甚至，我怀疑这是种圈套。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如果您对武斗采取视若无睹、听之任之的办法，眼看着城市被打毁，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伤亡，甚至造成我军前沿防御体系的瓦解，敌军的乘机登陆，这些严重后果，身为本地区野战军的1号首长，您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干系。因为任何一场灾难，事后总要找出个替罪羊，既然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承担责任，那么只好由您来承担责任了。反过来讲，如果您出动部队制止武斗势必要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因为造反派手里拿的不是烧火棍，流血事件一旦发生，咱们野战军就成了镇压革命左派、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是以武力对抗中央战略部署的罪人，身为1号首长您仍然摆脱不了干系。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照理说这些问题应该由中央‘文革’小组去考虑，但如果中央‘文革’小组不认账，那问题就大了。以上这些请军长考虑。”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李云龙拿起电话：“哦，是马政委呀，有事吗？什么？杜长海死了？这是怎么搞的？这小子不是挺能的吗？上次到这里来排场可不小，硬是带了一个警卫班呢。哟，这我可估计不出来，这人可能仇人不少，惦记他的人太多了。好，好，你去时也替我表示一下哀悼。是呀，这真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我很难过……很难过。好，好，就这样。”李云龙带着一脸狡猾的笑容挂上电话。梁军也苦笑起来。
李云龙收敛笑容，正襟危坐道：“好啊，你们分队还有个参谋班子？分析得不错，有脑子。这些问题太复杂，没有什么人能回答你，恐怕连中央‘文革’小组也搞不清楚。不过，我还得谢谢你们，到底是特种兵，不光身手好，脑子也灵，考虑问题就是不一样。从今天起，特种分队撤回驻地，恢复正常训练，没有我的命令，天塌下来也不准动。”